《供应链攻防战》：英美“踢掉梯子”，中国如何反制？

“如何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另一方面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国家的发展能力”，这是自1791年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发表著名的《制造业问题报告》以来，经济学家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分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工业化社会，分工首先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实行，然后才开始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形成国际分工体系。在亚当·斯密（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看来，所谓分工，就是指劳动过程被分为不同阶段，由不同的一个人或一组人在不同阶段完成不同的任务。分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分工首先是家庭、作坊和工厂内的分工。与此同时，也存在社会和产业层面的分工，如农业、牧业和手工业的分工。

1791年汉密尔顿在《制造业问题报告》中提出：“一些国家在其经营多年且日臻完善的产业上所拥有的优势，对于那些试图把这一产业引进本国的国家来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同一产业，在一国是新生产业，在另一国是成熟产业，希望二者在质量和价格相同条件下进行竞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行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主张对本国新兴产业采取有选择的适当保护措施。为什么即便眼下没有竞争优势，也一定要发展某个产业呢？李斯特认为，英国和美国执行的是“踢掉梯子”，不让后来者登顶的政策。因而，应该通过关税等措施保护那些将来有机会形成比较优势的产业，使它们自己最终也能成功登顶，更重要的是，李斯特认为：伴随分工的应该是民族团结感、独立和共同目标以及生产性力量之间的合作。

可见，对于所有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按比较利益（包括动态比较利益）参与国际分工并不是无条件的。参与国际分工应与建立完整产业体系的努力相协调。足够完整的产业体系意味着：第一，发展能力，即便贸易伙伴“踢掉梯子”依然能够登顶，例如，如果没有钢铁、机器制造和某些高科技产业，一个大国就可能会永远失去进入先进国家行列的机会；第二，国家安全，这里的安全应该包括粮食、能源和国防。

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有两种基本途径。其一，大体依照“雁行”模式，实现纺织、钢铁和重化工业的产业升级和转移。这种分工是不同国家产业间的分工。而在升级的产业中，则实行垂直分工。其二，加入全球供应链。

全球供应链是产品生产过程被分割成分布在全球不同地点的众多小阶段所形成的。由于技术进步、贸易自由化等原因，发达国家的产品生产过程出现被分割成越来越多小阶段的趋势。这种形式的分工是亚当·斯密当初所说的产品生产的工厂内分工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展。当今的国际分工体系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混合体：一种类型是传统的基于资源禀赋的按产业划分的国际分工，如澳大利亚和巴西生产铁矿石，韩国和中国生产纺织和服装、钢铁制品；另一种分工类型是同一个最终产品按生产的不同阶段进行分工。后一类分工构成了全球供应链（或产业链、价值链）。全球供应链本身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不同形式，如链型（半导体产业链）、放射型（飞机制造和汽车制造产业链）和混合型（光伏产业链）。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必然会对原有的产业体系的完整性造成冲击。中国产业体系建设如何处理好效率和安全的对立统一并非新问题。但在新的地缘政治条件下，全球供应链问题的出现给效率和安全对立统一问题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全球供应链是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的极致。一方面，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则意味着生产效率和经济速度的提高，而这种提高必然以安全性的下降为代价。另一方面，片面追求安全性的结果可能是更不安全。闭关自守的完整性会导致什么结果已有前车之鉴，毋庸赘言。

我们担心安全问题，担心被“卡脖子”，美国也担心所谓的“国家安全受到中国威胁”。美国政府的全球供应链战略一直处于调整过程中。特朗普时期高呼的是“脱钩”（delink），拜登政府则提出“小院高墙”（small yard and high fence）和“不脱钩”但“去风险”（de-risk）战略。中美之间开启了一场“供应链攻防战”。美国是进攻方，中国是防守方。针对美国的战略，中国则以“缠抱和备胎”（body-lock and spare wheel）战略加以反制。

事实证明，脱钩对美国经济的损害比特朗普所预料的严重得多，脱钩也比特朗普所预料的困难得多。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反脱钩措施，实则也加大了美国单方面脱钩的难度。出于商业利益，美国政府会给美国企业足够的时间，以便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合乎美国利益的重塑，并把重塑成本降到最低。中美脱钩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种情况也使我们得到喘息和调整，但没人知道美国政府在推行脱钩政策的道路上会走多远。令人高兴的是，华为的Mate 60 Pro、比亚迪的电动车和商飞的C919都说明，“小院高墙”无法遏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前进步伐。

面对美国的两种封堵方式：一种是“脱钩断链”，在小范围内直接切断产品和技术上的联系；另一种是“调虎离山”，逼迫供应链转移出中国大陆。“中国制造需要应对一个新命题，即如何留住那些‘长腿溜走’的跨国企业供应链。”

《供应链攻防战：从企业到国家的实力之争》一书的作者林雪萍指出：“‘低端产业’是一种充满偏见的分类。这是人们不假思索对于‘低技术产业’的描述，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提法，则在对比的意味中加重了人们对于传统制造的偏见。事实上，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几乎所有的产品都经受过技术的持续打磨。市场则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洗礼，能够生存下来的产业和企业，都必然有其独特性。低端制造被低估之处就是它拥有巨大的连接力。它的供应链体系并不简单，背后也有高级的组织形态在支撑……深耕细作的供应链已经是决定一个产业能否落地生根的关键。”对于供应链向越南和印度的转移，中国政府应该出台什么政策呢？

作者有关供应链和城市化的关系的观点富有启发性。作者指出：“供应链的壮大，会让一个城市不断地发展。它会不断催生、裂变出新的就业，从而让本地制造枝繁叶茂。供应链是财富效益的倍增器。如果只注重经济收益和财政税收，就会陷入‘唯税收论’。一叶障目，会遮住通往财富大门的视野。企业通过供应链所获得的倍增效益，才是一个城市值得珍惜的宝藏。”作者认为：“中国制造的优势，经历过政策优惠和人口红利的阶段，如今呈现了‘供应链红利’的一面，体现在产业的关联性、互补性和易获得性。供应链相互交叉，就会产生新的变化。老树根连着老树根，产生了乘法效应，甚至幂数效应，由此带来很多新物种。这是由供应链网络相互重叠造成的。”

作者指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重要的不仅仅是产品，更重要的是制造产品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改变制造流程，也可以让有效的供应链指向不同的生产方向。强大的制造能力保证了产业体系的适宜性和灵活性，是平衡产业体系完整性和效率之间矛盾的关键所在。